据文献记载，19世纪中期，随着人口的涌入与商业繁荣，上海药材行号林立，逐渐成为全国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根据20世纪30年代国医学会、神州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三个中医学会的统计，当时在上海业医者约有五千人。

  上海何以成为近代中医药重镇？近日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揭幕的“当归黄浦春——海上中医与健康生活”特展，以16家文博机构与13位藏家所藏的近300件（组）文物文献，书写了一部关于海上中医的传记，引导观众沉浸式感受海派中医的独特魅力。

  步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居“C位”的明万历二十一年《本草纲目》金陵初刊本。《本草纲目》是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近30年修撰而成的医学巨著，全书52卷，共190万字。这套书迄今已有160个版本，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金陵初刊本是它的祖本，是最接近李时珍原著面貌的版本，此次仅展出一周。

  在它的两旁，是一对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青花葫芦瓶，其造型源于医者行医时保持药物干燥所用的葫芦。《后汉书·费长房传》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世人常称行医为“悬壶”。悬壶济世，不仅是治病救人的代名词，也是历代医家的至高追求。本次展出的葫芦瓶的瓶腰有“福”“寿”“康”“宁”四字，开光部分则装饰狮子滚绣球等吉祥图案，表达美好寓意。

  “这不是一个关于中医的科普展，而是以城市历史为切入点，解读中医药文化与上海的深刻关联。”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成兰介绍，本次展览以“医、药、养”为脉络，重点讲述中医药如何在上海根植，融汇中西、传承千年，并融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

  展线起始处，观众一步步走进上海的“本草”世界。一幅晚清《江苏水利全集图》勾勒出江南水网纵横的地貌，结合史料，上海因便利的水路交通和繁荣的口岸贸易，在19世纪中期成为全国各种道地药材的集散地之一。各地中药商纷纷迁至上海，使这里药材行号林立。

  为了更有显示度，各家药铺不断拓展业务。根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张煎药证，浙江人徐之萱1920年在上海开设“浙东良医徐重道药号”，开创了“代客煎药”“送药到家”等服务，名噪一时。而一张拍摄于1926年的中西大药房店景照显示，除了售卖中西药外，该药房还兼营医疗器材、石印器材、照相器材、糖果、罐头、洋酒、烟草、化妆品等，成为当时新的社会景观。

  名医荟萃，是上海成为名副其实近代医学重镇的另一大要素。这之中，既有江南何氏、龙华张氏、江湾蔡氏、青浦陈氏等名医世家，也有从各地汇聚于此的从医者。他们不仅精于医理，还是跨界高手。

  比如，张氏内科第十一代代表性传人张蔚孙多才多艺，对京剧、武术、书法等皆有涉猎，此次展出了一张他扮装的戏照。亮相展厅的一把小提琴的主人，是在妇产科领域尤有建树的名医胡彭寿，他曾在北京中央乐团担任小提琴手，这把琴则由著名小提琴家、乐器专家谭抒真制作。张骧云用紫砂壶、王之勋的诗作、沈浩初的琵琶谱……一件件实物，让观众看到历代名医“功夫更在岐黄外”的理念和实践。

  在中西医学交流中，上海亦扮演了重要角色。1920年，余云岫提出“中医的治病，究竟是靠着什么呢？”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医存废争论的时代之问。从《点石斋画报》中描绘的“西医治病”“开腔相验”等新奇场景，到恽铁樵提出“取西医之长，合化产生新中医”的中西医汇通宣言，再到女子中西医学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一批医学院校和上海医会、中华医学会等学术社团的融会新知，近代上海中医人，在科学浪潮下求存、求变、求新，顺应时代不断探索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