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长171.3厘米、宽79.5厘米的陶瓷壁砖上，顶部描绘着《西游记》中观音和孙悟空等神话人物形象，画幅往下，中国的仕女武将等形象中，竟穿插着三个深色皮肤的美洲土著人形象。壁砖左上角，几行看似国画落款一样的小字，细看却发现根本没有这样的汉字——上海博物馆一楼“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这件压轴展品，记录着中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碰撞。此次展览上的每一件展品，都藏着这样中西方交流融合的细节，讲述着历史上中西方如何看待彼此的故事。

  这场汇聚了206件（组）中外陶瓷与油画作品的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联合来自全球11家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借展藏品以及4家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藏品图像，呈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和西方以瓷器这一中国特色商品为载体的贸易交流和文化互动。

  “展览的主题是早期全球化中的东西汇融，而展览本身则是全球博物馆力量的汇融。”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博物馆界参与地区最广、参展规格极高的一次展览。

  中国瓷器曾多次被用作外交礼物

  步入展厅，一件细长嘴、弯曲把手的青花瓷瓶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这件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是典型的永乐官窑产品。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这些青花瓷器曾随着郑和的船队远渡重洋，作为外交礼物赠给外邦。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藏有数件与此相似的执壶，伊朗的阿德比尔寺也有类似的收藏。而此次展出的这件执壶，在1547年被弗朗索瓦·德·菲梅勒男爵带至法国。当时他受命于法王亨利二世，作为临时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觐见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并带去了这一执壶。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陈洁介绍，中欧贸易成熟之前，只有极少数中国瓷器能到达欧洲，其中一部分便来自中东的转赠。多件中国瓷器都曾作为外交礼物，见证世界交往的历史。

  当时的中国瓷器有多珍贵？另一件展品青花缠枝牡丹纹碗可见一斑。这一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瓷器，内里绘制折枝及缠枝牡丹纹，外壁则饰以云纹、缠枝牡丹和变形的莲瓣纹。而在意大利画家乔瓦尼·贝利尼1514年绘制的油画《诸神之宴》中，位于画面中心的女神竟然手捧一只“同款”青花瓷碗。陈洁说：“青花瓷器出现在威尼斯画派的作品中，特别是神话题材，说明当时中国瓷器的珍贵价值。”

  因为中国瓷器当时在海外十分珍贵，许多用法在如今看来令人啼笑皆非。一只五彩暗花八宝纹碗，进入奥斯曼帝国后被宫廷匠人巧手“再创作”，以金丝、红宝石镶嵌出奥斯曼风格的华丽纹样。一对孔雀绿釉的弥勒像瓷器，本是中国常见的装饰品，却在18世纪的德国被装上金色的青铜树叶和顶座，变成了一对烛台。笑容可掬的弥勒像瓷器，成了当时欧洲颇受欢迎的布景元素。而另一对青釉碗，在中国很可能作为餐饮日常之用，在18世纪的法国却被工匠饰以鎏金卷草纹，倒扣在一起，成了当时华丽又时髦的洛可可风香薰。

  中国工匠画字母，外国画家画汉字

  再往里走，一件方形的青花瓷瓶夺人眼球：传统的中国瓷器笔触和颜色，竟绘制出瓶身上一个显眼的“十字架”造型。除此之外，瓷瓶上出现的荆棘冠、梯子、皮鞭等物，也与宗教相关。这件明代天启-崇祯年间景德镇出品的青花道明会耶稣受难纹方瓶，很可能是国外宗教团体定制的产品。这一展区内，能看到不少中国的瓷器绘制着西方宗教、家徽等花纹。一只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碗口处有一圈西方字母铭文，然而一些字母写法明显有误，研究人员根据整体推测出应是一句宗教口号。据介绍，这些字母很可能是不认识西方语言的中国工匠依照定制的要求“画”下来的。

  不光是中国的工匠“画”外国语言，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外国画家“画”汉字。17世纪法国静物画家雅克·利纳尔画过一幅《五种感官和四大元素》，其中有一只青花瓷碗，碗上“汉字”占了大半，然而几乎没人能看懂这些“汉字”究竟是什么，只能根据碗上另一侧的画面构图推测是当时的青花赤壁赋碗。此次展览上展出了画中碗的实物。

  展览中，不少同时期的中外瓷器能对应观看，一窥当时中西方如何想象大洋两岸的彼此。

  一尊大约于1700年出品的德化白瓷荷兰人像，高鼻深目，留着长卷发，衣服正中一长排扣子，但人物圆润的脸型颇具中国的“福相”，台座上又装饰有典型的中国花鸟图案；而另一对德国迈森出品的中国乐师像，男女乐师头戴喇叭花式帽子，抱着状如吉他和鼓的乐器，特别是袒露的着装和深邃的五官，都与中国人相去甚远。

  因为中国瓷器在西方受到欢迎，也带动和影响了周边国家如日本、越南，以及欧洲的德国、荷兰等对瓷器的探索。这些云集的各国瓷器，无声地展示中国技艺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巨大贡献。而那些绘制在陶瓷上的图像，也展现了各个国家以瓷器为媒对异域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