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海是什么样子？住什么样的房子，说什么样的语言，又吃什么样的东西？

  上海博物馆日前开幕的“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上，146件（组）遴选出的书画作品自三国时期到现当代，时间跨度逾千年之久，其中超过70%的作品是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从这些书画作品中，参观者可以一窥上海城市的发展脉络。

  “书画是传承中国文人思想和风骨的重要载体。”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表示，说到江南文化中的书画作品，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吴门画派。但是从此次展览的这些书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作为江南文化的一脉，上海画派与吴门画派其实相互影响，江南文化孕育出海派文化，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红色文化。

  据悉，“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将于8月9日进行换展，其中陆柬之《五言兰亭诗卷》展出至7月1日止。

  上海自古与各地交流频繁

  展品中，一件明代张弼的草书作品《草书论南北口音页》记录的内容颇为有趣。这位擅长诗文和草书的书法家写下了针对当时南北方口音问题的讨论：“北人大率无合口之音”“若江西、闽、广则又不能道正韵者多矣”“闻河南之音最正”等。在专家看来，这样的书法作品一方面反映出明代中叶南北方语言演变，对上海方言音韵的研究很有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一窥当时的上海南来北往的人口流动已经不少。

张弼草书“北音”

  上海与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时间推进越发发达。展品中还有一组清代吴友如所作的《点石斋画报》原稿页，记录的是1884年意大利马戏团在上海演出的盛况。从画页上可以看到当年马戏团大象演出时的盛况，甚至还记录了马戏团如何运输狮子老虎等猛兽。

《点石斋画报》原稿页记录1884年意大利马戏团在上海演出场景

  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上海美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美术主要继承江南文人书画的传统余绪，并开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新格局，是中国古代书画向现代美术转型的重要一环。从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发展壮大的海上画派，到二十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再到三、四十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美术、抗战美术，上海美术始终在全国美术界起到引领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上海美术界的繁荣景象是海派文化的体现和缩影，其开放、创新、包容的精神，成为上海城市品格的重要组成。

  展览中一件底色绯红的画页，是此次展览中仅有的两件外国人作品之一，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这幅画是泰戈尔对中国的山水画产生兴趣，初次试用毛笔简单绘制的山的形象。画旁有陆小曼56岁时的题字，称此画是“泰戈尔一九二七年第二次到中国来”。不过泰戈尔访问中国的时间分别是1924年和1929年，该记录应是陆小曼记忆有误。

泰戈尔第一次用毛笔画的山，旁边文字是陆小曼的记录

  上海是近代各种先进思想的汇聚之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此次展览还展出陈独秀、黄炎培等人的书法作品。陈独秀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倡美术革命，“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正是在这样频繁的交流碰撞之中，上海孕育出红色文化，成为党的诞生地。

陈独秀的书法作品

  城市变迁：从淀山湖到黄浦江

  云山淡荡，茅舍隐现，展览中一幅元代画家李升的《淀湖送别图》，记录了当时淀山湖畔的景色。这是目前传世所见最早描绘青浦淀山湖的代表作。有专家认为，其画史意义犹如《富春山居图》卷。

  这幅画作于至正六年（1346年），是为友人离开所作的赠别诗画。李升是山东濠梁人，后来定居在上海淀山湖畔，还筑有草堂。这幅画说明元朝末年，已有一批文人聚居在淀山湖周边。“苏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末战乱频频，一批文人就迁徙到上海淀山湖边居住。”凌利中表示，上海在元末逐步成为文人画创作的中心。

李升《淀湖送别图》（局部）

  此次展览中元代书法家杨维祯的《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也是这种迁徙的佐证。杨维祯是进士，为官十七年，元末东南兵乱，他辗转吴越间，后徙居上海松江。此卷是他晚年为如今浦东新区高行镇的真镜庵所写的“募缘启事”，不过真镜庵如今已不复存在，故址只留下一棵古银杏树。

  此次展览上展出了文徵明之子文嘉所作的《曲水园图》卷，画的是上海董宜阳“黄浦之上别业”曲水园景致，现址位于闵行临沧路148号古藤园。董宜阳是董其昌族叔伯，此次展出的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则记录了当时的佘山风光。

董其昌笔下的佘山

  “《曲水园图》卷是明初以降，上海城市人文向黄浦江两岸迁徙的实证之一。”凌利中表示，从《淀湖送别图》到《曲水园图》，勾画出上海城市人文迁移路线图，与明初上海地理生态环境特别是以黄浦江为主的水系变迁与形成几乎同步。此次展览中多幅明代绘画中，可见舟行江上，岛屿连连，建筑则立在岛上：“如今路名带‘浜’的，古代很可能就是河，这样的居住环境就是古人所见的风景。”而徐光启的书法作品，用缂丝为载体，足见当时城市发展水平。

《曲水园图》局部

  上海文化不是“小渔村”

  此次展览的门口，以明代画家马愈的《畿甸观风图卷》作为装饰，原作也在展览中呈现。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这幅画“笔墨严整，行笔凝练，有吴门画派之风”。

  一说到江南文化中的绘画代表，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吴门画派，尤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最。不过凌利中揭秘了：“马愈其实是沈周爷爷辈的。”生在上海嘉定的马愈，是明初著名宫廷画家马轼之子，晚年移居苏州，与沈周祖孙三世交往，沈周的画风实则受到马愈的影响。但因其存世作品极少，就连一些专业人士都不知其名。

《畿甸观风图》局部

  “海上画派与吴门画派其实是相互影响。”凌利中表示，对吴门画派产生影响的元末明初画家中，不乏上海艺术家的身影，如长期居住在上海的陶宗仪，被董其昌称为“吴门画派之岷源”；“元代两大巨擘”之一的张中，以“墨花墨禽”改革了两宋院体……而董其昌又深受“吴门画派”影响，引领后世潮流，“宋元之后，文人画渐成主流。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部与上海相关。”

  此次展览较为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上海绘画历史，被业内认为与2015年“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8年“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共同构成书画专题研究系列的“海上三部曲”。凌利中感叹：“青龙镇考古证明古时候的上海不是一个‘小渔村’；此次画展也证明，上海绘画不是一个‘小渔村’。从中可见绵亘千年的海上文脉一直以传承创新为动力，自古便勇立潮头。”